老“打打杀杀”,校园欺凌如何解决? | 拒绝欺凌从身边小事做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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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3-23 14:07 来自手机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 | 来自浙江
5月3日,广西南宁西乡塘区金陵镇,小学生黄某思在当地一球场遭遇殴打,另外2个女生不仅不停抓扯她的头发,还扇她的耳光,用脚踹其腹部。她一声不吭,脸被扇得通红。不过十米外的道路上不时有人经过,无人制止。
  黄某思被殴打的视频传到网上后,很快被关注,西乡塘公安分局第二天下午就发布情况通报,称涉事嫌疑人已经全部到案。5月5日又通报了案件细节和处理结果——两名主要违法人员被处以行政拘留和罚款,并动员违法人员家属对受害人进行赔偿。
  校园欺凌案件常常出现在新闻中,尤其是配以现场照片、视频的——校服、还透着稚气的脸,相伴的却是侮辱性的语言、恶狠狠的拳打脚踢。
  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,我国中小学校和职业高中的校园传统欺凌发生率在10%-30%之间,其中包括身体欺凌(诉诸武力攻击)、言语欺凌(辱骂、嘲讽、诽谤等)、关系欺凌(孤立、隔离)。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人身伤害,2016年4月,山西绛县卫庄镇的15岁少年在网吧被人殴打,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,据警方通报,犯罪嫌疑人为六名十五六岁的少年。
 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在山东一县城做过“农村中小学校园欺辱”抽样调查,发现30.5%的学生表示遭受欺辱行为。而在最新一份针对北京地区的校园欺凌调查中,6.1%的学生几乎每天都遭受身体欺凌,11.6%学生几乎每天都遭受言语欺凌。
  ▌不只中国,全世界都在为校园欺凌发愁
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于2014年发布过一份报告,其中一幅覆盖106个国家的儿童遭遇欺凌状况的地图显示,欺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。且并没有证据显示,在某种具体的文化背景、经济条件下,欺凌事件会变少或变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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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国曾在1999-2010年间通过了121个法案,用以定义并禁止欺凌行为。尽管从认识、发现,到协调、处罚,美国在反欺凌方面已经有了较成熟的系统,但是依然面临挑战。据2014年“欧文斯预防欺凌项目(Olws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)”公布的调研数据显示,依然有17%的学生被卷入欺凌事件之中。美国的持枪问题亦是校园安全的威胁因素。
  在台湾地区,一项针对4347名中学生的调查发现,有10.7%的学生被欺凌,10.9%的学生欺凌过别人。
  今年四月,香港大学爆出校园欺凌丑闻,一男生被多名室友控制在床上,其中一室友脱了裤子用生殖器拍打被欺凌男生的脑袋。视频很快在网上疯传,后来有记者采访香港大学的学生,一名大一新生说,“我觉得是在玩耍,因为他们有笑,不是在骂他(被欺凌者),而是在玩他。”另一位大二学生则说,“很惨的,因为在网上流传,可能会有网络欺凌。”
  2016年底,一份覆盖穗港澳台新(广州、香港、澳门、台北、新加坡)五座城市青少年的调查报告显示,有72.9%的人曾成为网络欺凌的受害人,同时有68%的人认为自己也是网络欺凌的实施者,网络欺凌中的施害者和受害者角色重叠的有61.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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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令人警惕的增长也发生在欧洲。从2010年到2014年,遭受过网络欺凌的儿童和青少年从8%增加到了12%,增长明显的尤其在女生和9-10、13-14岁年龄段的孩子上,丹麦的比例更是从12%增加到了2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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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▌什么是校园欺凌?
  中国去年曾连续发出《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》和《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》,里面虽然都提到了“校园欺凌”,但都没有阐明什么是“校园欺凌”。
  没有明确的定义,家长、学校、社会就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。如果不能区分同学间行为到底是打闹还是欺凌,并作出适当的应对,孩子就容易产生对大人的不信任感。
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1月发布的《全球校园欺凌现状报告》中指出,孩子之所以在受欺凌后默默忍受,首要原因就是对大人,尤其是对老师缺乏信任。在“你会把你被欺凌的遭遇告诉谁”的问题下,30%的孩子选择不告诉任何人,只有不到10%选择了“告诉老师”。
  当一个人反复地暴露在一个或更多他人的负面行为之中,就是遭受了欺凌。这个解释常被学界引用,由挪威学者欧文斯于1978年提出。简单来说,欺凌建立在——有目的性的恶性举动、长期重复、双方权力关系不平等之上。确定了这三个元素,往往就能确定一个行为是不是欺凌。
  实施欺凌的原因,可能是因为原生家庭不恰当的教育方式(比如暴力、冷漠),可能是因为社区其他邻居、亲属的示范和影响(比如侮辱、所谓“善意”的玩笑和举动)、也可能是因为遭受同伴的欺凌转而欺凌他人……
  被欺凌的原因,多是因为呈现了某种不符合当时的社会评价标准的特征,触发点可能是身材、性别、衣着、族裔、性格等等。如果孩子不能在正确的引导下调整或认可自己的这些“特征”,并向欺凌实施者作出态度坚定的反馈,极有可能遭受长期重复的欺凌。
  在“欧文斯预防欺凌项目”17%被卷入欺凌事件的学生里,12%是被欺凌者,3%是欺凌行为的实施者,还有2%既是被欺凌的人,也是欺凌实施者。校园欺凌常发生的场景是在厕所、走廊、更衣室等隐蔽不易被发现的地方。而网络欺凌之所以愈发严重,也是因为网络的普及和它的匿名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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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欺凌事件时,对于证据的收集往往会遭遇困难,证据也多集中在身体的损伤、当事人和旁观者的证词上。抛开这些,“欺凌”和“打闹”的边界也常常模糊。因此,新闻中关于校园欺凌的案件大多不了了之,即使有,也多是草草赔偿了事,其中一方换班或者转学。
  ▌校园欺凌无解吗?
  老师是站在解决校园欺凌问题最前线的人,但并不是所有老师都知道怎样有效应对突如其来的欺凌事件。老师不是警察或法官,欺凌事件也并不一定可以通过搜集各类证据来做绝对公平的判定。
  “搜集碎片。”沈旭说,她是公益组织“光合行动”的负责人,关注青少年教育与发展,曾经参与执行过为期3年的减低校园欺凌的专题项目。去年北京中关村二小校园欺凌事件发生时,“光合行动”专门开了一场媒体说明会,沈旭说,“我们希望有更多更具体的场景描述,尽量搜集更多人的描述,尽量回顾(欺凌事件)最初的状态。我们会退回到温和的立场。”
  光合行动关注校园欺凌,与合作学校签订了信息授权书,用温和妥善的方式观察、判断和行动,指导受欺凌者作出坚定的回应,干预欺凌实施者的行为,甚至影响孩子原生家庭的教育方式。
  “我们协助老师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,给老师教人的模版”。光合行动团队成员在参与执行反对校园欺凌过程里,曾请孩子写下他们最不愿听到老师/家长评价他们的3句话,和最希望听到的3句。然后给老师/家长看,“他们看了会反思,说‘我竟然这样骂过孩子’”。
  “所以我们不是局限在‘怎么解决校园欺凌’这个问题上,而是在建立班级文化和师生关系。”而这样,更容易和学生沟通,也更容易了解学生在校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。
  不难看出,光合行动这样的第三方机构的介入,确实产生积极的作用。但是这只是个例,如果政策能够向社区机构倾斜,支持专业社工在校园、社区中的工作,会有助于建立一个更温和友好的环境。
  此外,童小军在一篇文章中指出,有调研显示从小学到中学,欺凌者和受欺凌者的比例呈下降趋势。这一趋势也同样发生在日本,随着年级的升高,欺凌事件会有所降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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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▌拒绝校园欺凌
  “打回去,往死里打。”这是校园欺凌新闻中,常常会出现的热门评论。因为“只有打回去,对方才知道你的厉害,不敢再欺负你”。
  但是这样,受害人就变成了欺凌的实施者。除了教育孩子直接反抗,我们或许更应该告诉他们如何正确求助,正确地离开暴力的现场、保留证据。面对网络欺凌,还可以向网站举报对方的骚扰和辱骂,截图发到微博、微信等社交网络上,获得更多的人的关注,让“匿名者”知道,他的身份是可能被更多人知道的,既提醒他人小心,也给欺凌者以威慑。
  借用网络放大你的声音,帮助身边面临校园欺凌而不知所措的人,唤醒身边人的意识,也震慑那些意图使用暴力的人。
  向校园欺凌说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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